“一个十口人的家庭，一天的食物，如何在饥饿与轰炸中分配？”在一篇追踪加沙妇女萨哈尔与家人一日三餐的报道里，驻加沙记者加达·阿卜杜勒法塔赫以第一人称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。
可是，在报道的背后，记录者本身同样置身废墟。镜头之外，加达只是加沙众多女记者之一。她们在断壁残垣之间奔走，冒着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，把隐藏在炮火阴影中的日常传递给外界，用生命为那些被遗忘的声音发声。
在废墟间坚守的她们
加沙的街头常常还未从一声巨响中平静保利配资，另一轮轰炸已至。加达有时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亲历的照片与视频：空荡荡的超市货架、拥挤不堪的医院、被炸毁的街区。身处战火的中心，她看着加沙人的家园倒塌、朋友遇难、骨肉分离。“报道的内容让我难以承受。”她写道。
精疲力竭、脱水、失眠……这些并没有让她停下脚步。尽管记者在加沙受不到任何保护，然而她从未停止过追寻真相。她曾写道：“每天，我都承受着亲眼目睹失去的痛苦，这让我心碎。”但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让加达坚持下去，那就是“人们在倾听、看到并互动，这是让我继续下去的最好的事情”。
与加达一样，马哈·侯赛尼也是广受关注的名字。作为巴勒斯坦自由记者、作家，她的报道多将镜头对准废墟中的日常。她写过垃圾堆和污水间顽强生活的家庭，也写过在炸弹轰鸣下被迫离开家乡的母亲。她曾说：“每当看到你的记者同事被杀，你都觉得你会是下一个。”但也正是这种与死亡赛跑的紧迫感，让她不断驱使自己去记录。“尽己所能，把这场正在发生的灾难告诉世界”，是她唯一的信念。
自2023年10月以来，马哈广泛记录了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，也在报道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同时多次被迫逃亡。她曾坦言：“我们在报道饥荒时自己也在挨饿，在记录流离时自己也在流离。”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记者与被采访对象几乎没有界限，他们一同承受着同样的命运。
然而，对加沙的女性记者来说保利配资，危险并不是唯一的阻力。西班牙《国家报》记者比阿特丽斯·莱昆贝里曾在报道中写道，加沙的女性记者承受的压力远超过男性同事。
迪娜·拉杰卜就是其中之一。每次出门做直播，她都要克服“还能否见到孩子”的恐惧。她几个月前在帐篷里生下了第三个孩子，却依然要随时准备好提起话筒。如果深夜有突发新闻，她宁愿牺牲睡眠也要冲向现场，因为“害怕因自己是母亲而被认为不够专业”。
这种矛盾让许多女记者走在放弃的边缘。她们常常被剥夺隐私，受到家庭或社会的压力，甚至在薪资与机会方面遭遇歧视。32岁的叙利亚女记者舒鲁克·沙欣承认，每一次外出采访，她不仅要克服恐惧，还要背负来自家庭的担忧，“因为我们仍然承担着社会赋予我们的传统角色和义务，我们还是母亲、姐妹、女儿”。
但与此同时，这些女性也用自己的存在改变了叙事方式。她们一致认为：“我们在报道中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和反映这场灾难。”相比冷冰冰的伤亡数字，她们的笔触与镜头更多关注女性与儿童，带来不同的叙事角度，让世界看到战争中更隐秘的痛苦与坚韧。
传承与希望的新生代
残酷的现实是，越来越多的记者倒下。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指出，自战争开始以来，加沙已有至少242名巴勒斯坦记者遇害。巴勒斯坦记者工会的统计显示，自2023年10月以来，已有30多名女记者在轰炸中丧生。每一次按下快门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。
然而，真相的传承并未中断。在废墟与帐篷之间，一批新的面孔正在出现。
2024年2月，11岁的苏马亚·乌沙成为最年轻的战地记者之一。身穿写有“PRESS”的马甲，她站在瓦砾上，从容地讲述着身边的故事。她坦言知道自己可能成为攻击目标，但仍坚定地说：“不，我不害怕。”让她走上这条路的，是偶像——在约旦河西岸遇害的著名记者希琳·阿布·阿克利赫。苏马亚说：“我想像她那样，向世界证明自己。”
在苏马亚之前，年仅9岁的拉玛·阿布·贾穆斯就已经举起了母亲的手机。从加沙逃至汗尤尼斯，然后再逃到拉法，其间一直她记录着自己和其他儿童的生活。她无畏地穿行在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大街小巷，捕捉展示坚韧、快乐和悲伤的辛酸时刻。
这些稚嫩的记者，她们跟随父母在颠沛中走过，拾起了前辈留下的责任。苏马亚至今仍在社交媒体上更新着加沙的内容，她的报道让人看到一种延续——在记者一再被杀的土地上，依然有人试图举起话筒。
从资深记者到年幼的孩子，在加沙这片土地上，女性记者们用不同的方式承担着记录历史的使命。她们在炮火中穿行，在废墟上站立保利配资，在帐篷里写稿，在恐惧中坚持。她们的镜头让外界看见了被隐没的日常：那些在战争阴霾下依然努力生活的家庭，那些在绝望中仍努力保持尊严的人们，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真实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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